宝鼎极尽夸张之能事，把南北形势说得很严峻，极力鼓动老将军们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大漠，怂恿他们利用这次机会主动出击，一来可以给老秦将领们建立功勋，二则可以重创匈奴人，以期阻缓匈奴人统一大漠的步伐。
但老将军们岂是这样好糊弄的？公孙豹久在北疆，对北虏之事了若指掌；王翦、麃公长期戍守长城要隘，对匈奴人的动静更是倍为关注。虽然宝鼎把匈奴人说得很厉害，把匈奴人统一大漠的后果说得严重，但匈奴人毕竟还没有统一大漠，对中土还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威胁，尤其李牧在阴山以北重创匈奴人之后，匈奴人就改变了策略，转而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与月氏、东胡人反复厮杀，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也就是匈奴人没有征服月氏和东胡之前，南北战争全面爆发的可能性并不大。
宝鼎冷笑，一句话就把几位老将军驳斥得哑口无言。
“当年犬戎南下，镐京被攻破，周幽王被杀，这事大家想必很清楚，那么我问问你们，当初是是谁鼓动和怂恿犬戎南下攻打镐京的？”
王翦等人哑口无言。
当年周幽王宠幸褒姒（si），废了王后和太子。王后是申侯之女，所以太子宜臼逃到申国求救。申侯大怒，当即联合缯国和西方犬戎攻打镐京，结果引发了一场空前浩劫。
这一幕会不会在中土重演？假如赵国在秦军的攻击下即将亡国了，假如燕国在秦军的攻击下危在旦夕了，这时候，赵国、燕国会不会不顾一切，向匈奴人求救？假如匈奴人与赵燕两国联手，秦国腹背受敌，两线作战，能否成功击败敌人？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并没有错误，就怕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明明看到危机却视若无睹，任由形势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那才是最可怕的灾难。
“当年如果不是李牧主动出击，围杀匈奴主力，却匈奴七百余里，今日邯郸必将腹背受敌，国祚早已毁于一旦。”宝鼎正色说道，“今日再看看我大秦，西有诸羌，北有月氏和匈奴，陇西、北地两郡时刻处在北虏人的威胁之下，一旦北虏蜂拥而下，陇西、北地丢失，则关西岌岌可危。到了那个时候，我大秦腹背受敌，不得不两线作战，请问大秦还有实力问鼎中土，一统天下吗？”
纵观天下大势，宝鼎的说法当然值得重视，但眼前的事实是，大漠北虏诸种正在逐鹿厮杀，月氏和匈奴人自顾不暇，哪有时间南下征战？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大秦统一天下直到灭亡的二十多年里，正是头曼、冒顿两代大单于带着匈奴人统一大漠的最后时刻，但大秦灭亡的那一刻，冒顿也恰恰完成了大漠的统一，然后他带着四十万控弦北虏呼啸而下，与刘邦在白登大战，差点把刘邦和刚刚诞生的大汉帝国彻底扼杀。
白登大战发生在公元前200年，距离现在还有三十二年的时间。三十二年，弹指一瞬间的事，未雨绸缪不但有必要，而且还一定要马上拿出实际行动，最好是能将崛起中的匈奴人打得伤痕累累，让它根本就没有崛起的可能，让大漠诸族长久维持混战局面，这对大秦的统一大业和帝国的茁壮成长显然有巨大好处。
历史上，始皇帝在统一不久便发动了北伐，蒙恬率三十万将士攻克了河南（贺兰山以东的河套南部地区）和云中（河套地区）。云中本来就是赵国的领土，赵国在阴山南麓筑有长城。蒙恬在攻克河南之后再打云中，说明当时匈奴人已经南下了，帝国北疆的安全受到了匈奴人的威胁，北伐势在必行。
后世史书把秦军北伐和修筑长城列为秦始皇的两大罪状，简直是可笑至致，无耻至致。
秦始皇北伐距离冒顿南下入侵不过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可以想像，秦始皇的北伐是不是势在必行。假如没有秦始皇的这次北伐，匈奴人南下的时间可能要提前。假如冒顿提前四五年南下，中国的历史势必要改写，因为当时帝国崩塌，中土一片混乱，随后又有楚汉相争，中土生灵涂炭，烽烟四起，这时候匈奴人南下，谁能抵挡？谁去抵挡？
所谓万里长城不过是把秦、赵、燕三国长城相连而已，工程量不值一提，蒙恬一两年就完成了。正是这道长城，在大汉国刚刚诞生成长之际，在匈奴人鼎盛时期，成为中土抵御匈奴的一道坚固屏障，她凭借着自己雄壮的身躯，守护着中土，守护着大汉子民，给他们赢得了几十年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
这当然不能算是秦始皇个人的功劳，但后世写史的人也不能颠倒黑白，硬把一件好事说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事，并且让秦始皇背上了千古骂名。刀笔吏之狠毒无耻实在让人瞠目，但没办法，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生存法则就是如此，谁让以刘邦为代表的平民在烽火之中，把传承了八百余年的旧贵族永远的彻底的埋进了地狱？任谁坐在秦始皇这个位置上，都将被这帮平民，这帮“革命者”踩在脚底下肆意践踏。古今莫不如是。
宝鼎自从秦王政提出再攻河北之后，便萌发了北上袭击匈奴的想法。他身处于这个大争之世，把未来的历史放到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再仔细想一想，很多历史真相便露出了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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