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宝鼎这个利益集团来说，在中原创建大学府，进一步改革学府制度和完善选拔制度，才是整个谋划中的关键所在，是重中之重。
这个关键所在指向的目标就是“法治”与“礼治”合流统一，最终实现“外儒内法”，而在具体国策上的体现就是“君权至上”基础上的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郡县制体现了“法治”所追求的“中央集权”，而分封制则延续了“礼治”所追求的宗法等级制度和贵族世袭特权。
宝鼎知道历史发展的轨迹，“外儒内法”的“礼治”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央集权”是大势所趋，大秦若想避免崩溃的命运，就必须走这条路，但这条路任重而道远，它有阶段性，中央集权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历史经验来看，必须要以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来过度。当然，这个过度过程中避免不了内战，然而，它终究算是一种平稳过度，不至于像原有历史一样一个庞大帝国突然间轰然倾覆。
宝鼎有远大目标，而他所在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这种远见卓识，三大势力追求的是权力和利益，是分封制，是贵族世袭特权。从这一点出发，三大势力毫无例外地绝对支持宝鼎的谋划，并决心将其进行到底。
整个谋划中最重要的策略定下来了，那么军事上和财赋上的变革就顺理成章了。
军事上，宝鼎要推动中枢制定国防大策略，要制定以积极防御为核心的“守外虚内”之策，这个策略的关键是“守外”，秦军主力大兵团都在四方戍守边境和拓展疆土，那么兵团统率将拥有相当大的军权。当前老秦人控制着军队，宝鼎与老秦利益一致，命运更是休戚相关。此策一旦成功实施，将帮助本利益集团在未来政局中获得极大优势。
财赋上的变革牵扯的利益最为直接，也是博弈最激烈的地方。
吕不韦主政的时侯主张“以商富国”，但吕不韦尤其重视农耕的发展，毕竟粮食才是国之根本。吕不韦下台后，法家大臣推翻了“以商富国”的国策，主张“重农抑商”。吕不韦本来就“重农”，中枢要做的其实就是“抑商”，但现实摆在这里，中土诸侯并列，断绝商贸事实上就是自绝财路，所以“抑商”的目标随即指向了被巨商富贾所控制的一些命脉行业，比如盐铁，牧马苑，大兵作坊等等，中枢试图以“官营”来代替“私营”，把财富尽可能集中于王室金库，以充国资。
秦军拿下韩魏，占据中原，中枢马上决定打击中原巨商富贾，其目的很简单，就是“抑商”。本土巨商富贾牵扯的利益太大，动不了，那必然要从本土以外的巨商富贾开始动手。
中枢打击中原巨商富贾的理由其实非常充分，谁敢保证这些人不在暗中帮助韩魏叛逆举兵谋反？但此策危及到了宝鼎这个利益集团的谋划。
宝鼎要在中原打造文化学术圣地，他必然要赢得中原人的支持，但中原的王族和公卿贵族肯定要给无情镇压下去，能够给宝鼎以支持的只有中低层士人和巨商富贾，而巨商富贾和中原贵族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留下这些巨商富贾，把他们的利益和蓼园的利益紧紧捆到一起，宝鼎认为自己必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赢得中原人的支持。
宝鼎所提出来的这些基本国策和具体政策，与中枢所持的治国理念有直接冲突，双方必然有一场争斗。
但宝鼎这个利益集团掌握着“终极武器”，那就是老太后。
老太后还活着，她说话还有作用，她依旧可以干涉朝政，不过她的时间不多了，在她活着的有限时间内，宝鼎和本利益集团必须调整一系列的人事安排，以确保在她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本利益集团依旧可以影响和控制朝政。
楚系外戚公开跳出来支持武烈侯，秦王和中枢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楚系外戚和武烈侯做了交易，楚系外戚以国策上的支持来换取武烈侯对王统的支持。秦王必然愤怒，他目前没有理由对付武烈侯，只好把一肚子怨气暂时放在肚子里，伺机打击楚系。
楚系外戚这时候要考虑后路了。乘着老太后还在的时侯，主动“后撤”，远比老太后薨亡后被秦王血腥打击要好，可以保存下很多力量，将来还可以动用“隐蔽”力量展开反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昌文君熊炽主动请辞，把御史大夫的位置让出来，以平息秦王政的愤怒。御史大夫名为副丞相，主掌纠察百官，但事实上他就是内外廷的联系人，可以说是君王的首席大秘书，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秘书长了，是君王的近侍大臣，一般都由君王的亲信担任。
这个位置宝鼎觊觎以久，他绝对不会给关东人。历史上接替昌文君出任御史大夫的人可能就是冯劫，这其中是不是有其它人短暂代理就不得而知了，但现在宝鼎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个位置让给冯劫了，他必须抢到手，而公子腾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宗室这个身份在关键时刻还是大有作用。朝堂上争斗得如此厉害，关东人遭到楚系外戚和老秦人的联手夹击，秦王政也不会把这个位置送给老秦人，那么由宗室出任御史大夫就是皆大欢喜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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