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鼎很失望，但他可以理解赵高心里的恐惧。宝鼎完了，赵氏也就完了，而赵高显然不想失去眼前的一切，这也是人之常情。
宝鼎脸上的笑容没有变，他想了一下，对赵高说道，“你这个办法的确有可取之处。我回到咸阳，有老秦人和楚系在外面的支援，咸阳宫暂时还不敢对我下手，最多也就是限制我的权力，阻碍我推行国策的变革，但你想过没有，一旦统一大业完成了，结果是什么？”
“治理一个诸侯国和驾驭一个中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国策肯定要改。”赵高看到宝鼎没有生气，心里的不安有所缓解，于是给宝鼎分析了一下国策变革的走向。
宝鼎发现，赵高的确是大秦官僚体系培养出来的精通大秦律法、深谙大秦律法精髓的官员，他的很多想法和秦王政，还有那些法家大臣们的治国理念非常近似，其核心正是大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执行了一百多年的基础国策，那就是中央集权制。君王和中央要集权，就必然要遏制和打击豪门贵族士卿和地方势力，剥夺这些人享有的权力和财富，从而铲除封建制和世卿世禄制所带来的一切弊端，比如战乱、分裂和贵族把持朝政所带来的国力损耗。
其实说到底，中央集权制最大的阻碍就是豪门贵族，但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四百年的大汉帝国，还是其后四百余年的两晋南北朝，因为豪门贵族控制了文化和学术，所以这些朝代的政治始终是世家门阀政治，也就是说，明明知道中央集权制的核心就是要铲除豪门贵族对政治的控制，但因为生产力、经济基础和文化学术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中央集权制始终达不到理想的要求。直到八百年后的隋唐，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文化学术的传播更为广泛，科举制度才得以盛行，由此才进入了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时代。
宝鼎曾想过以提高农耕水平和推进冶炼造纸等科技的发展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力的提高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上，仅靠部分科技水平的提高事实上根本无法推动整个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他不得不面对现实，老老实实从国策上进行改变。
如此一来，他就需要豪门贵族，把帝国政治逐渐引向中央集权制下的豪门贵族政治，世家门阀政治。在他看来，他若想拯救帝国，就必须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走，什么样的生产力决定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个发展规律就是“天道”，非人力可以改变。
秦王政和法家大臣们凭借着大秦一百多年来的法治实践，认为中央集权制是正确的唯一的治国之策，而他们之所以失败，就是忽略了发展规律。这一政策即便在大秦过去的一百多年的发展时间里，也是贵族政治。从诸侯国到帝国，这一国策不但没有维持，反而发展为高度中央集权，这显然违背了发展规律，最终导致了帝国的毁灭。
这种分析和推衍，宝鼎最近在蓼园反复讲述。豪门贵族听进去了，而寒门贵族都没有听进去。寒门贵族都是因为“法治”而拥有了现在的一切，包括大秦的统一大业，所以他们理所当然认为现行国策是正确的，他们当然会坚持现行国策，只有坚持现行国策，他们才能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更多，才能实现他们理想中的高度中央集权制。
孰不知，欲速则不达。寒门贵族毕竟是新兴势力，虽然它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它的力量还是过于薄弱，它诞生和发展的基础更为不堪一击，与世代传承的豪门贵族相比，他们难以抗衡，所以，妥协和合作才能双赢，才能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
其后八百余年的历史和王朝更替都活生生的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这八百年的历史宝鼎知道，这个时代的君王和寒门贵族却不知道，他们从现实和实践出发，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而这其中，就包括了实际上可以归结到寒门之中的赵高。
所以说，寒门贵族和豪门贵族之争无处不在，就算在蓼园，在宝鼎的手下，这两者之间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
面对宝鼎的质询，赵高给出的答案是，假如宝鼎从此返回咸阳，与秦王政携手合作，那么统一之后，豪门贵族不会衰落，在中央集权制之下，将会维持现有的权力构架，君王和豪门贵族、寒门贵族鼎立于朝堂。
宝鼎问了一句，“中央集权，君权至上，大王一言九鼎，到了那一刻，豪门贵族还能立足于朝堂吗？”
赵高沉默不语。大秦目前还不是真正的“中央集权制”，豪门贵族虽然经历了昭襄王和秦王政的连续打击，但豪门贵族的底蕴太过深厚，他们掌握着文化和学术，在大秦“以吏为师”的官学模式下，他们始终是大秦的官僚士卿，始终控制着朝政。
宝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下，君权至上，那么君主和豪门贵族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激烈，政治风暴不断，而这种政治风暴将危及到国祚，最终就是玉石俱焚。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帝国短短十五年，政治风暴一个接一个，这对帝国的伤害最为致命，但历史学家们有意忽略了，把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始皇帝的“暴行”，从而蒙蔽了一代代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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