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私有化是国策变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重要性与官制变革同等。
官制变革关系到贵族阶层的权力世袭，土地制度改革则关系到贵族阶层的财富传承。这两个制度的变革之所以遭到秦王政和咸阳宫的坚决反对，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两个制度有利于豪门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永久占有，而不利于寒门士人的代代崛起，一旦实施，必然会走向世家和门阀政治，这将严重阻碍中央集权的进程，阻碍王国的强大和昌盛。
秦王政和起自寒门的法家士卿们从君主和王国的利益出发，着眼于未来，坚持更为激进的“法治”道路，但公子宝鼎认为他们脱离了现实，忽视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落后，认为“超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但无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最终导致王国的崩溃。
什么样的生产力决定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必然会遭到天道的惩罚。
宝鼎的国策变革理念得到了豪门贵族的拥护，而此策对寒门贵族，对那些已经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寒门士人同样有好处，但治国理念的不同让他们宁愿放弃这种个人私利，也要坚持高度中央集权制的理想。
在他们眼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走的是“国强则民富”之路，大秦的强大已经证明了这个制度的正确性。等到中土统一，王国更强了，社会稳定了，则“民”自然就会安居乐业并逐渐富裕，如此则实现理想中的“乐土”世界。
宝鼎和豪门贵族对此则予以否定，他们认为正确的治国理念是“民富则国强”，王国的国策要走“藏富于民”之路，“国”不能与“民”争利。这也有一个成功的例子，那就是齐国。齐国在四十年的休养生息中奉行的就是这一治国理念，结果齐国的“国”与“民”皆富。
秦国的国策变革是基于大一统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中土进入“休养生息”时期的国策走向，由此咸阳就出现了两种变革思路，一个是坚持原有的国策，并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让王国更加强大，由此带来“民”的富裕；一个也是坚持“法治”，但限制甚至变相地削弱中央集权制，主张先让“民”富起来，由“民”富而推动国强。
这两种变革思路归结到土地制度上，一个就是坚持土地“国”有，计口授田，确保耕者有其田，确保社会稳定和赋役的征缴；一个则是土地私有化，把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调配，从而产生出最大的经济效益，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大秦在统一中土之前，计口授田的土地制度显然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迅速增强了国力，但统一之后，整个中土都要发展，整个中土的局势都变了，国策必然要随之做出改变，那么这一土地制度是否依旧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稳定，土地和人口之间的矛盾迅速扩大，计口授田制度的弊端必然无限放大，所以土地制度肯定要改，但如何改，何时改，怎么改，却直接关系到王国的兴衰存亡。
宝鼎在这个时候，在统一大势刚刚明朗的时候，在国策变革的思路尚未正式确立的时候，利用河北大饥荒造成的人口减少和土地荒废，利用赵国灭亡后河北急需稳定的局势，利用大秦律法的空白和漏洞，变相地推行和实施土地私有化，将对咸阳政局发展和国策变革的走向产生何种深远的影响？
王翦和王贲陷入沉思，楚系的杨端和和关东系的豪门贵族冯毋择也在深思。
公子扶苏以淳于越为师，在过去的两年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多在咸阳根本学不到的治国理念，而这些经世济国之道让公子扶苏认识到了大秦“法治”的不足之处，不过公子扶苏依旧稚嫩，他没有淳于越几十年的人生阅历，也没有公子宝鼎从前世带来的先进思想，所以他对咸阳的国策变革之争虽然极度关注，但无法辨别两种变革的利弊得失。
然而，公子扶苏崇拜自己的叔父公子宝鼎，而对自己的父王却不满。自己的父王拒绝立储，叔父却不惜代价要把自己推上储君之位，两相对比，公子扶苏自然喜欢和依赖这位年轻的叔父。这种崇拜和依赖影响了扶苏的判断力，很多时候他即使认同咸阳在某些政策上的坚持，但因为叔父的反对，他也就旗帜鲜明地跟着反对，而叔父所坚持的，他也坚决支持，不论这种坚持是对还是错。
扶苏看到王翦等人沉默不语，对叔父的决策犹豫不决，于是开口说话了，“今年河北到目前为止风调雨顺，但河北有大量荒废的土地无人耕种，与此同时，河北有大量的饥民在等待赈济，这是为什么？饥民不回去耕地，如何解决生存问题？河北又谈何稳定？大饥荒如果延续下去，河北还要死多少人？河北饥民会不会发生暴乱？河北迟迟不能稳定，不仅仅影响到代北和中原两地的局势，也影响到中土统一的进程。这些严重后果与土地买卖的后果相比，孰轻孰重？”
王翦等人已经习惯了公子扶苏在决策的时候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公子扶苏的飞速进步让他们非常欣慰。能亲自培养和扶植一位未来帝国的君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上荣耀，也是一笔难以估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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