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大势明朗了，中土诸侯国为了生存不得不绝地反击，统一进程因此受阻。重重危机下蕴含了中土统一的契机，大秦只要把握住这个契机，只要挺过这个难关，狂风暴雨之后必将是美丽彩虹。
但是，秦王政和中枢大臣们都没有看到扭转危局的契机，相反，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中枢即将失去对地方控制的危机感。
这时候，武烈侯的奏章到了。在这份奏章中，武烈侯以太傅和护军中尉的名义，以中枢大员的名义，严正告诫秦王政和中枢，必须改变固有的思路，必须在大一统的前提上全盘考虑中土形势，继而拿出与大一统相适应的策略，确保大秦能够在艰难的统一进程中稳步前进。
同样的告诫早在武烈侯第一次回到咸阳的时候，早在他离京出塞之前，就已经在不同场合，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阐述过，归根结底一句话，治理一个诸侯国和治理一个疆域万里的庞大帝国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从君王到士卿臣僚，必须从思想上做好准备，从国策上做好调整，整个王国必须随着统一进程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以便与统一进程相适应，继而控制和推进王国的高速发展。
但无论是秦王政还是中枢，都没有重视宝鼎的这些告诫，依旧用固有的思路和国策驾驭着大秦这驾马车飞驰在统一进程上，结果今天他们终于“撞”到了石壁上，头破血流。
如何扭转当前局势？
秦王政和中枢一筹莫展。
代北不能放弃。在这一点上，秦王政和宝鼎的观点出奇地一致。虽然朝堂上放弃代北的呼声非常强烈，不少中枢大臣也赞同这一策略，但既然秦王政绝不让步，武烈侯又亲自坐镇代北，把代北的生死存亡和他个人的生死存亡紧紧捆绑到一起，谁还敢冒着身死族灭的危险去得罪秦王政和武烈侯这对兄弟？
代北绝不放弃的后果就是把大秦拖进一个看不到未来的可怕深渊。戍守代北就要与匈奴人长期厮杀，咸阳为此要源源不断地提供财赋支持，这是一个无底洞。
虽然武烈侯拿出了代北策略，在代北垦荒屯田，试图以军屯和民屯来实现代北粮食自给，从而减少咸阳的财赋支出，但同时这也是代北试图摆脱过度依赖咸阳的一个策略，一旦代北实力强大了，强大到足以“自立”了，咸阳对代北还有多大的控制力？
由此引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咸阳用什么办法才能牢牢控制代北？分封王子，以王子领封国，实施中央领导下的郡县和封国并存制，也就是郡国制度。舍此以外，还有其他途径吗？没有了。代北太过遥远，中央若想实际控制代北，郡县制显然难以实现这一目的，而分封功臣又容易导致割据自立，唯有建封国，分封王子以领之，依靠血缘和宗法来维持中央对遥远边镇的实际控制，才是现实的也是可行的最佳过渡之策。
江南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今日江南公子高的所作所为正好为封国制的利弊做了一个诠释。
江南邻近楚国，对楚国的局势密切关注，当楚国局势的变化对秦国不利的时候，江南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公子高非常果断，断然中止实施西南策略，与东南联手攻击楚国，导致楚国陷入两线作战的窘急，给了中原以有力支援。
咸阳能否像江南一样迅速对楚国局势的变化做出反应，拿出正确的对策？显然做不到，虽然驿站的传递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但面对今日瞬息万变的战场局势，咸阳再想控制全局，靠中枢来指挥数千里之外的战场，根本就是一个笑话。高度的中央集权有它严重的弊端，而这就是其中之一。
但假如江南没有王子公子高，没有公子高的临机决断，秦国能否在最短时间内开辟东南战场？也是不可能。除了王子，谁敢擅自做出这样大的决策？王子出镇地方，虽然只是名义上主掌地方军政大权，但到了关键时刻，王子的身份和地位就会转化为实际权利，地方军政官长在危机面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遵从有王子身份的最高官长的命令。
这是王子出镇地方的优点，但弊端也非常明显，假如王子图谋不轨，甚至阴谋叛乱，那优点就变成了致命的弊端。
此次公子高的所作所为可谓“胆大”，但无疑这不是公子高的“所为”，而是武安侯公子腾的决断，而公子腾之所以能说服昌平君熊启，说服魏起和甘罗这两位东南大员，其背后肯定有武烈侯的影子。几乎可以断定，这一切都是出自武烈侯的谋划。
武烈侯对局势的预测和把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神鬼莫测的地步，而从他在河北、代北的一系列坚决果敢的动作中，从突然间拿出来“代北策略”中，不难推测到他早有一套完整的谋划，而江南公子高在关键时刻甩开咸阳，果断开辟东南战场一事，必定在其谋划之中，其目的只有一个，给咸阳展示一下“封国制”的利弊，让咸阳认识到“封国制”是大秦在统一前后控制和稳定庞大帝国的最好办法。
由此可以推测到武烈侯下一步的谋划，那就是以当前危局胁迫咸阳建封国，实施郡国制，继而改变大秦的基础国策，推动国策迅速走上变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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