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养寇自重的意思吗？”宝鼎忽然问道。
扶苏愣了一下，随即想到什么，脸色顿时凝重。
“你知道为什么要分封王子，而不是分封功臣吗？”宝鼎又问道。
扶苏低头沉思。
宝鼎也在思考，思考秦王政为什么在统一后不遗余力地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思考项羽为什么在分封十八诸侯王之后把中土再一次推进战乱的漩涡，思考刘邦为什么在统一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央集权下的郡国制，思考大汉初期为什么有七王之乱。
说到底这一切都源自周武王分封诸侯，以《周礼》治天下的八百余年的传承。
《周礼》的治国理念是“以人法天”，讲求人与自然的联系，主张社会组织仿效自然法则，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而《周礼》的核心就是“礼乐制度”，就是所谓的“尊尊、亲亲”，“尊尊、亲亲”的核心就是宗法制、世袭制，就是维护等级制度。
“以人法天”是什么意思？仿效自然法则。自然法则是什么？一切按照规矩来，不要违背天道。百姓要做顺民，百官要做顺臣，父母要慈爱，子女要孝顺，各阶层之间要讲究尊卑，要维持等级。奴隶主可以宰杀奴隶，但奴隶不要造奴隶主的反。
从春秋到战国，从三家分晋到田氏代齐，从管仲变革到商鞅变法，宗法制、世袭制逐渐没落，礼乐制度崩溃，代之而起的是霸王道，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天下第一，谁天下第一谁就是天地法则。我就是要灭你，你能奈我何？
诸侯国争霸兼并，彼此是竞争关系，那么君臣之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时代的君臣就是雇佣关系，君可以炒臣的“鱿鱼”，臣也可以炒君的“鱿鱼”。今天君臣合作愉快，大家你好我好，明天反目成仇，一拍两散。伍子胥可以灭自己的故国，鞭尸自己的旧君，可以说把“礼乐制度”践踏得一干二净。这个时代类似于当今的商场，公司之间互相竞争，而公司的职员都是雇佣而来，大家争的都是利。太史公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此社会，哪来的“礼乐”和“和平”？
礼乐制度崩溃，造成的恶果就是中土分裂，造成了春秋战国六百余年的战乱。中土人就在思考，为什么“礼乐制度”会崩溃？为什么尊尊亲亲会失败？为什么当年的“乐土”变成了今日的炼狱？
于是百家争鸣，诸子大贤纷纷著书立说，试图寻找一条“救世”之道，而师从《周礼》，重建“礼乐制度”，就成为“救世”的主流思想。原因很简单，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年的“乐土”是他们唯一的“经验”，唯一的“救世”之道。
当中土再一次面临统一的契机，但中土六百余年的战乱即将结束的时候，如何维持统一，如何维持和平，自然就成为所有人必须思考的问题，而理所当然的，“礼乐制度”成为他们最佳的选择。既然不能创新，既然不知道创新的东西能否维持统一和和平，那当然就“师古”，就选择曾经成功的经验。
“师古”和“从今”的思想碰撞太激烈，其中牵扯的利益太大，“师古”也罢，“从今”也罢，在利益面前，社会各阶层都要殊死搏斗。
这是时代的局限所决定的，秦王政避免不了，王翦也避免不了，诸子学说的代表人物同样避免不了。
唯独宝鼎不一样。宝鼎的传承是什么？三纲五常。三纲就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具体化就是五常，仁、义、礼、智、信。即便经过了近代百余年的“革命”，这种深入中土文明血液的传承依旧存在，存在于中土人的灵魂深处，即便你不承认也不行，它就是存在你的身心之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任何时刻，你一抬头，一思考，它就活生生的出现在你的面前。
所以说汉武帝伟大，但更伟大的是董仲舒，这位空前绝后的儒学大师造出了“君权神授”的理论，然后在此理论上造出了“三纲五常”。某个时代的中土人把孔圣人打入了地狱，其实这是一大冤屈，孔圣人的儒学和传承中土两千余年的儒学是一回事吗？该打入地狱的是董仲舒，而不是孔圣人。天上的孔圣人因此泪流满面。
宝鼎和这个时代的人，不，应该是和这个时代的贵族，和这个时代的诸子大贤们，其传承完全不一样，宝鼎无法从思想根源上理解他们，所以双方的所思所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宝鼎坚持中央集权，但要以封国制做为帝国高度中央集权制的过渡，而这个时代的贵族们想到的不是过渡，而是永远的分封，彻底的分封，这不仅仅关系到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还关系到中土的统一，中土的长治久安，更关系到能否实现他们心中的乐土。
从王翦对军权的争夺可以揣测到他对功勋的渴望，从他对功勋的渴望可以揣测到他对分封的强烈追求，由此可以推测到他们这些贵族对国策变革的实际态度和真实想法。假如王翦率庞大军队进入燕国，辅以宝鼎的国策变革制度，王翦是不是有可能挟武力而封国？
宝鼎由此更加坚定了自己对军权的控制。军队必须控制在我老嬴家的手里，否则国策一旦开始变革，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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