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秦王政去远征西南，让中央财政去崩溃，而功臣们则借此机会发展自己的地方势力，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实力对比将因此产生变化，此消彼长的结果就是中央将以更快速度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王翦下令，冯毋择、麃浚率军返回淮北平叛，主力则在合肥、浚遒、建阳一线与楚军对峙。
王翦上奏咸阳，详述江淮局势，恳求秦王政和中枢给予援军和钱粮武器，确保秦军在平定山东和淮北两地的叛乱之后，可以与楚军进行决战，继而攻占整个江淮，兵逼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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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秦王政和中枢以各地正在春耕和山东、两淮局势动荡为由，命令王翦停止攻击，与楚军对峙。
同时，秦王政授权王翦，与楚国开始议和谈判，一边暂时稳定江淮局势，一边全力戡乱，确保山东和两淮能够渡过此次危机。
渡淮作战持续了大约半年时间，秦军在占据较大优势的情况下却战果有限，这充分证明了当初武烈侯公子宝鼎在中枢议事上的分析和预测。
这几年秦国统一进程的速度太快，秦军在战场上连战连捷，吞灭关东五国占据了大片疆土，但秦国短期内“消化”不了这么大的疆土，尤其是国策变革更是严重滞后于形势发展，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各种危机频频发生，其潜在的隐患也越来越大，所以大秦必须放慢统一的脚步，先把关东五国“消化吸收”了，把新占领的疆土稳定下来，把国内各种矛盾和冲突缓和下来，然后再以雷霆之力，一举夺得统一大业。
然而，今日大秦的政局发展却与中土的形势发展背道而驰，武烈侯的稳定战略虽然对中土、对大秦、对天下苍生都有利，但对君王和豪门贵族等统治力量却不利，因此他的发展策略被否决，大秦的统治阶级“齐心协力”把中土推上了一条未知的充满了无限变数的路。
五月，在秦王政的主导下，在公卿大臣们的“默契”配合下，咸阳中枢一致通过了最新决策，大秦暂停统一战争，与楚国议和，同时进行西南远征和直道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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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秦王政下令，广武侯麃公调任江淮战场的副统率，与武成侯王翦一起镇戍两淮，并负责主持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
大庶长杨端和进爵为伦侯舞阳侯，出任西南远征军统率。
王公子峤和昌文君熊炽随同远征军开辟西南。
右更章邯进爵为少上造，出任长沙守相，辅佐长沙侯公子高，负责为西南远征军运送粮草辎重，并与江淮战场上的秦军对江东楚国形成夹击之势，为渡江灭楚做好准备。
陈禄出任司空一职，全面主持直道的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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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秦王政请武烈侯公子宝鼎回京，参加西南远征和直道修筑等国事的商讨。
宝鼎日夜兼程而回，抢在黄依分娩之前抵达咸阳。秦王政听说宝鼎的第一个孩子出世，非常高兴，特意赶到蓼园恭贺。半个月之后，赵仪也生了一个男孩。秦王政再一次赶赴蓼园恭贺。
兄弟两人的关系看上去非常好，但中枢大臣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秦王政对宝鼎非常恼怒，对其一次次借助中央财政危机来拖延西南远征和直道修筑一事极其不满。
拖延西南远征和直道修筑是目前宝鼎能够想出来的，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中央对国民过度“压榨”，缓和两者之间尖锐矛盾的唯一办法，但宝鼎这种做法两边不讨好。
对于秦王政来说，西南远征意味着功勋，意味着中央权威，意味着中央赢得更多时间来控制地方，而直道修筑则意味着对北疆的钳制，意味着中央可以得到北疆武力的直接支持，所以秦王政不惜代价也要抢在功臣们控制更多的地方郡县、抢在功臣们形成割据事实之前，完成这一系列的布局。
对于功臣们来说，西南远征则是他们用来打击中央权威的最有效手段，不管远征军是大败而归还是陷在西南那个蛮荒之地，对中央都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在这同时，功臣们则可以借助中央的赋税政策，肆无忌惮地掠夺地方财富，继而壮大自己的实力，与中央形成对抗。
所以秦王政和咸阳宫也罢，朝堂上的功臣们也罢，都在积极地不遗余力地推动西南远征和直道修筑，偏偏在这个时候，武烈侯公子宝鼎还是非常顽固的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王国利益和普罗大众的利益，试图利用自己的庞大实力来阻挠这两件大事的进行，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也无法容忍。
宝鼎意欲何为？他难道不知道谁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谁是中土的真正主人？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普罗大众的利益相比，孰轻孰重他不知道？所谓的“水亦载舟水亦覆舟”纯粹是荀子对主宰这个世界的贵族们一种极端不满的发泄而已，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可以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这一观点是荒谬的，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
宝鼎是天才，有罕见的政治智慧，他不可能幼稚到这种地步，那么他为何还执意如此？他难道不知道他的这种做法是“螳臂当车”吗？他难道还能抵御秦王政和豪门贵族的联手之力？
分析来分析去，谁也看不透这迷雾背后的东西。秦王政如此，朝堂上的公卿大臣也是如此。他们谁也不会认为宝鼎犯了政治上的幼稚病，宝鼎已经用他的天才证明了自己的智慧，所以大家都在竭尽心力去揣测宝鼎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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