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在远征军的军队数量问题上绝不让步，于是经过商议后，改从中原、河北、山东、两淮等地征调征调兵役，其中山东和两淮的青壮男丁大部分是齐、楚两国的归乡降卒，拉到战场上就能打仗，用他们做远征军的选锋部队去冲锋陷阵正好合适。
秦王政的想法是不错，此策既能解决远征军的兵力问题，又能解决地方上存在的动乱隐患，但镇戍地方的功臣们想得更复杂。镇戍地方的功臣们如何增加自己的实力？第一就是保证地方军的规模，而地方军的来源就是这些青壮男丁，咸阳把他们全部拉到西南战场上打仗了，即便不死也是杳无归期，这不是存心要削弱地方势力吗？于是各地方郡县的军政官长们不约而同地向咸阳“诉苦”，无非就是因为长年战争导致这些地方的青壮男丁非常少，而无论是镇戍地方还是恢复和发展地方，都离不开这些青壮男丁的劳作，所以无法向远征军输送兵力。
秦军每到一地，必定核实户口和土地，登记造册，但无论是新建的各级府署还是功臣们，都在新占领疆土上大肆掠夺土地和其他财富，同时还大量掳掠人口做为奴隶，为他们创造财富，所以咸阳拿到的这些统计数据缺乏真实性，但中央暂时没有精力也拿不出有效办法来制约或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只能听之任之，只求先把地方郡县稳下来、控制住了。
地方郡县先是拿虚假数据欺骗中央，现在又想方设法阻挠中央从地方郡县征发兵役，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央的命令形同虚设，变成了一纸空文，而中央所征发到的兵役更是寥寥无几。
中枢大臣们和中央府署官员都帮助地方郡县说话，认为地方郡县的困难实在太大。中央既要地方郡县的赋税，又要地方郡县的徭役，而地方郡县承担着稳定和恢复之重任，这两者之间形成了直接冲突，如果中央强行逼迫，地方郡县的局势恐怕面临崩溃之危。
这句话可不是危言耸听。山东琅琊、胶东的叛乱刚刚平定，淮北蕲城、彭城的叛贼也刚刚诛杀，如果因为中央的逼迫导致地方叛乱再起，西南远征肯定要延迟，那对中央来说就是得不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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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愤懑不已，但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责难地方郡县。毕竟这是非常时期，中央实施了非常策略，中央困难，地方郡县更困难，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秦王政无奈之下把远征军的兵力调整为二十万，但因为从其他郡县征发的兵役数量实在太少，如果远征军为二十万，那么江南留守军就所剩无几了。
长沙侯公子高和章邯急奏咸阳，请中枢慎重考虑。
中枢大臣们似乎乐于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纷纷支持江南的奏请，认为江南镇戍军的数量至少要保证五万以上。
用十五万军队去远征西南，不要说杨端和等远征军统率缺乏自信，就是秦王政自己也是惶惶不安。这一仗败不起啊，但让秦王政愤怒的是，现在朝堂上下都在期盼着西南远征的失败，都希望看到秦王政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因此中枢中的很多大臣，中央府署的很多官员和地方势力联手操控政局，把秦王政和咸阳宫逼得焦头烂额。
秦王政急书北疆武烈侯，征询他的意见。
宝鼎回书，十五万大军远征西南足以保证胜利，但在他看来，完全可以把军队精简为十万，以绝对精锐出战，一战可定。目前中央财政极度困难，远征军数量越是庞大，中央财政的支出越是惊人，对地方郡县的压榨越是厉害，由此必然激化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假如地方上叛乱迭出，局势动荡，肯定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十万大军出战，进退方便，即便战败，损失也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另外，宝鼎认为远征西南的时间可以拖一拖，以今年秋收之后为宜，这可以让远征的准备工作尤其是粮草武器的囤积量达到一定的规模。宝鼎一再告诫，南岭大渠的开凿虽然保证了远征军粮草辎重的输送，但因为远征路途遥远，粮草耗费惊人，为保证远征的全面胜利，粮草武器至少要囤积到足够远征军一年的用度。
宝鼎对远征的信心让焦虑不安的秦王政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粮草武器的囤积上，并且不再急于进行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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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此刻在北疆关注的是西北局势。
匈奴人在春暖花开之际开始攻打河西。秦王政和中央因为要全力进行远征西南一事，无力顾及到西北局势，所以授权宝鼎，全权处置西北边事。
匈奴人的进攻开始后，大月氏王紫塞的使者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北疆大行辕，向宝鼎求助。
宝鼎无意出塞作战，但又不能不支援河西，于是在长城一线派出大量斥候，向河南和云中两地的北虏诸族散布秦军即将出塞作战的假消息，同时秦军也在雁门和上郡之间频繁调动，上谷郡方向的秦军骑士更是一次次杀出无穷之门，这导致阴山以南的局势非常紧张。
匈奴人担心秦军攻打云中，不敢倾尽全力攻打河西。
六月，公孙豹做为宝鼎的特使赶赴陇西，说服了羌廆和毛子睿，西羌边军和陇西骑军火速渡过大河，北上进入大月氏胖顿部的领地，做出随时支援河西之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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