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之后，溥溥出嫁，咸阳政局也悄悄发生了变化。
秦王政与中枢大臣们经过反复商讨，在诸多国事的决策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秦王政下令，为尽快稳固关东地方郡县的形势，中枢决定迁徙大量关东富豪于大秦本土安置，并剿杀藏匿于关东各地的叛逆，收缴关东人私藏的利器等等一系列遏制和打击地方势力，防止地方叛乱的举措。
此策治标不治本，为标本兼治，秦王政又下令，严禁地方郡县借着中央增赋加税的机会，擅自以各种名义加重普罗大众的负担，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为保证这一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中枢决定，地方稳定与否是考察各地军政官长们的第一条件，如果地方上爆发叛乱，地方军政官长们就地免职，严重者有牢狱之灾。同时秦王政也授予地方监御史更大权力，并从中央御史府中抽调了部分官员，兵分数路巡查地方。
此策进一步维护了中央权威，增加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同时也加大了遏制和打击地方势力的力度。
当前形势下，地方稳定与否关键在于普罗大众能否吃饱穿暖，能否生存，所以秦王政下令各地方，不遗余力恢复和发展农耕。只要增加了粮食产量，那么威胁大秦安危的最突出的矛盾必然缓解。
为此，咸阳要遏制工商业的发展，尤其要打击低买高卖的商贾。迁徙关东富豪就是这一政策的体现，这些富豪中，除了大小贵族外，大部分都是各地财产颇丰的商贾。
这一政策的出台，对关东的巨商富贾们构成了直接威胁。可以想像，这只是咸阳打击工商业的开始，接下来肯定有一连串的政策，一步步把巨商富贾们逼得“衣不蔽体”，走投无路，最终难逃身死族灭之祸。
关东的巨商富贾们在这几年纷纷改换门庭，另找靠山，而关东的一些大富豪们虽然实力有限，但也不落人后，各找门路，找不到大靠山，依附不到像蓼园这样的大秦一等豪门，那就找小靠山，比如镇戍地方的功臣们，他们也属于大秦豪门，不过权势小一些而已。
找靠山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以这次咸阳强行迁徙关东富豪来说，其基本原则是确保地方的稳定，而这些地方大富豪因为财产太多，涉及到山泽、土地、作坊、人口、赋税等等问题，如果把他们也强行迁徙而走，那不但不能稳定地方局势，反而加剧了地方局势的混乱，所以咸阳即便想“一网打尽”，也要一步步来，这就给了“靠山”们保护他们的时间。
保护大富豪的最好办法就是政策，只要政策保护他们，关东的大富豪们就能继续生存。
“靠山”们齐心协力，经过多方博弈，给了关东大富豪们一条出路。
咸阳并不想做强盗。强盗是一次性买卖，你把大户抢光了，下次抢谁的？所以咸阳要做牧羊人，把大户们像羊一样圈养在牧场上，把他们养得膘肥体壮，然后剪羊毛，只要羊不死，羊毛就可以一次次地剪下去。
秦王政和咸阳宫不得不正视现实。如果秦王政是牧场主，豪门贵族是牧羊人，大富豪是肥羊，那么在牧场主穷困潦倒的情况下，他要想尽快扭转被动局面，只能杀那些羸弱的羊以充饥，把最好的草喂养肥羊，靠剪肥羊的羊毛来获得发展的本钱，然后来买更多的草喂养出更多的肥羊。
这个“剪羊毛”的发展策略就是宝鼎提出来的，既保住了肥羊，又让大秦获得了羊毛，一举两得，而唯一让秦王政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此策与他的“集权”理念有冲突，不过此刻他只能妥协，与牧羊人们共享羊毛。
肥羊保住了，羊毛的分配办法也商量妥当了，接下来就是剪羊毛了。
秦王政下令，为加快中土的统一进程，加快中土的北疆防御力量，加快南疆的发展步伐，中央和地方必须调动中土的全部财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获得财赋，为此中央拟制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加大中央和地方向民间赊贷或赊借钱粮的力度，比如鼓励民众到南北两疆开荒垦地，修建水利道路城垣，建作坊开市榷，等等，凡有利于统一中土和发展南北两疆的事情，朝廷都给予最优惠的政策，而其中贡献突出者，授予爵位甚至官职。
大富豪们获知此策，愤怒者有之，惶恐者有之，捶胸顿足者有之，但最终都选择了沉默和顺从。
胳膊拧不过大腿，如果和咸阳、和豪门贵族们直接对抗，其结果可能比被迫迁徙的关东富豪们更惨，不但财产无限制缩水消失，甚至连整个家族都灰飞烟灭。
大秦掠夺了关东中小富豪和普通商贾的财富，杀鸡儆猴，逼得关东的大富豪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让咸阳剪他们的“羊毛”，那么，如何剪巨商富贾们的“羊毛”？
巨商富贾们的背后都是豪门贵族，甚至就是豪门贵族的“代理人”，剪他们的羊毛实际上就是掠夺豪门贵族的财富，这其中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关东的巨商富贾们大都依附在蓼园门下，大秦本土的巨商富贾也基本上跟着宝鼎四处“掳掠”，大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宝鼎自然要为他们谋取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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