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庸听到这里已经明白了，武烈侯与熊氏、隗氏、王氏组成了一个秘密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由宗室、楚系和老秦人三大势力构成。这是一股多么庞大的力量，熊庸都不敢想像这三大势力如果公开联手，将给咸阳宫以怎样的冲击，但每个势力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势力与势力之间也有激烈的利益冲突，目前这四大家族能够坐在一起，当然是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结果，公开结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只有在特殊时期特殊利益的驱动下，四大家族才会合作，他们所代表的三大势力才会联手操控政局。
今日，三大势力就在商议如何操控朝政，让政局向有利于三大势力的方向发展。
熊庸此刻才知道自己在武烈侯心目中的地位。虽然当初在蓼园的时侯，武烈侯说过，希望他承担起重建熊氏的重任，但那时候熊庸对政局了解有限，以年轻人特有的狂热心态看来，他要在熊氏的废墟中干一番事业，现在他总算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和无知。脱离了庞大的熊氏，他什么都不是，他也没有能力重建熊氏的辉煌，他必须继承熊氏，然后利用熊氏的力量再一次崛起。
这一代的熊氏将随着老太后的去世而凋落，这是大势所趋，谁也无力挽回。现在熊氏要做的就是为未来的复出做准备，他是熊氏下一代的中坚人物，他的使命就是重建熊氏的辉煌。
熊庸的心情非常复杂，既有对熊氏凋落的悲哀，也有对未来的期待。今天四大家族三大势力坐在一起商谈的内容就是未来，而设计未来的就是武烈侯。望着坐在上席从容淡定侃侃而谈的武烈侯，熊庸难以想像大秦和大秦各方势力的命运竟然操控在这样一位年轻君侯的手上，匪夷所思地事情，如非亲眼所见，他根本想像不到武烈侯竟然有如此颠覆乾坤的本事。
熊庸静静地听着武烈侯与熊炽、王贲和隗藏的密谈，用心分析着每句话背后的意思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变化。不久的将来，他将代替熊炽，成为熊氏家族的代表，参加这种控制天下命运的权力博弈中。想到整个天下都操控在自己手中，那种感觉实在是令人激动万分。
当前最为迫切的就是重新制定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方案，而这种方案的制定需要国策和军政财各方面具体政策的全方位配合，国策和具体政策的制定则需要三大势力控制朝政。
现在控制朝政的就是楚系外戚，但制定国策的却是君王和他的内廷大臣。
大秦中枢实际上就是内廷，内廷制定国策，外廷则主要负责执行。三公九卿都是中枢大员，参与国策的制定，但在实际运作中，君王和他的近侍大臣们牢牢控制着国策的制定权。
依照武烈侯的谋划，基本国策要修改，在“法治”的基础上辅以“礼治”，但“礼”、“法”之争延续几百年了，事实证明“以法治国”在争霸兼并中明显占据了上风，大秦的崛起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然而，今日“以法治国”的思想与早年的法家学术思想已经有很大区别了。
“礼治”不适应时代需要了，而“法治”又严重损害了贵族利益，不被贵族所接受，于是这两种学术思想自然开始了取长补短的过程，子夏和他的西河学派应运而生。子夏是“儒学礼治”思想过渡到“法家政术”思想的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正是因为有了西河学派的理论基础，魏国的变法才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魏人公孙鞅更是在秦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法家学术思想也在进步，从公孙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到韩非的“法术势”之大成，而韩非的大成则得益于从师荀子，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礼治”思想，从而把“法治”思想推到了巅峰之境。
子夏的“变法经世”让儒学得以适应时代并发展，而荀子的“礼治”则融合了“法治”，就此把儒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义”，而荀子的核心思想则是“礼”。荀子的“礼治”思想就是以礼义为主体，兼重于法，以“仁义”和“王道”来实现天下的统一。
宝鼎认为他不可能改变大秦延续了一百多年的“法治”国策，但秦王政在统一之后，把“法治”的“君权至上、中央集权”发挥到了巅峰，导致“法治”严重偏离了正常轨道，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所以他唯一要做的就是遏制“君权至上、中央集权”，而办法就是在国策中强行加入“礼治”中的某些可以被秦王政和中枢所能接受的思想，另外诸如墨家、道家、黄老之学等有利于大秦稳定和发展的思想也尽可能拿出来，去影响和干涉国策。
要实现以上目标，首先就要把具有这些不同治国理念的士人送进朝堂，或者让朝堂上三大势力中的官僚接受这些不同的治国理念。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学术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依托中原厚实的文化学术底蕴和西河、鬼谷等学派打造中土文化学术圣地，引导儒法合流，礼法统一，以此思想来影响和改造一批旧官僚，培育一批新官僚，二是官僚的选拔制度，必须坚持“以贤取才”，让更多具备“儒法合流、礼法统一”思想的士人进入官僚阶层，甚至成为新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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