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心理导致他们对未来形势的发展颇为恐惧，担心局势失控后，自己及所属势力不但得不到好处反而利益严重受损，白白便宜了那些坐镇地方的功臣们。所以在武烈侯的强势介入下，在政局发生新变化后，他们的想法也动摇了，觉得有必要借助“南北战争”来缓解国内一触即发的矛盾，把分封的步子走得更稳一点，首先要确保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失，然后再伺机攫取更大的利益。
在第三天的中枢议事上，太傅公子宝鼎上奏，请秦王立储。隗状、公子腾、公子豹等大臣附议奏请。
上一次立储之议，秦王政蓄养阻扰，关东系和老秦贵族们都支持秦王政，这一次形势不一样了，秦王政竟然松口了，答应了宗室和外戚们的立储奏请。
秦王政这一答应，关东系和老秦贵族当然不敢公开反对，尤其是老秦贵族，立即意识到秦王政向武烈侯做出了重大妥协，那么，武烈侯又向秦王政做出了什么承诺？联想一下武烈侯拿出来的南北战争，不难估猜到秦王政和武烈侯要干什么了，那就是借助南北战争把功臣们及其所属军队调到北疆战场，然后利用战争来消耗军队，来削弱老秦人对军队的控制权，一旦功臣们被逐渐赶出军队，试想功臣们所控制的地方势力还拿什么来对抗中央？至于分封诸侯，更是想都不用想了。
不过南北战争受制于恶劣的战场条件，未来几年只能停留在准备阶段，功臣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控制和发展地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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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雷厉风行，既然答应了大臣们的奏请，也就马上下令，征召公子扶苏回京，准备立储大典。
公子扶苏镇戍山东，遥领燕南封国，他这一回京做储君，那么山东谁来镇戍？燕南封国由谁受领？
秦王政再一次做出妥协，答应了中枢的奏请，在山东临淄及其周边地区建封国，在两淮的寿春及其周边地区建封国。
以公子骧、公子昌为封君。
公子骧为齐侯，领山东封国。
公子昌为楚侯，领两淮封国。
武烈侯奏请，考虑到燕南、江南两地已经十分稳定，建议撤销燕南、江南封国。
秦王政一口答应，不顾大臣们的劝阻，断然决定撤销燕南、江南封国。
长沙侯公子高改为吴侯，领江东封国。江东现在还是楚国之地，公子高若要领封国，还要等到渡江作战之后，所以秦王政命令公子高马上赶赴江淮战场，随同大军渡江作战。
至此，大秦建五封国，五封国分别位于代北、山东、两淮、江东和岭南，其中代侯公子将闾在代北，齐侯公子骧在山东，楚侯公子昌在两淮，吴侯公子高在江东，岭南则由南海侯公子峤镇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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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在这次博弈中以立扶苏为储赢得了宗室和楚系的支持，继而分化了贵族集团，破坏了贵族们在封国一事上的联合，最终秦王政虽然新建了山东和两淮两个封国，但撤销了燕南和江南两个封国，双方打了个平手。
这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就是武烈侯宝鼎。燕南封国和江南封国都在宝鼎的控制之下，宝鼎完全可以阻止秦王政撤销封国，把大秦的封国数量扩充到七个，把封国封君的资格进一步放宽，让功臣们控制更多的地方势力，迫使秦王政和咸阳宫在“分封”上做出更大的让步，但宝鼎没有阻止，而是坚决支持秦王政撤销了两个封国。
很显然，宝鼎是以撤销两个封国为条件，让秦王政在立储一事上做出了让步，而这个让步对大秦的未来来说，至关重要。
然而，秦王政这一系列的决策都还停留在口头上，都还没有落到实处，无论是公子扶苏做大秦储君，还是新建封国或者撤销封国，都存在着巨大变数，只要其中的关键人物武烈侯公子宝鼎在妥协条件上做出改变，那么整个咸阳政局必将随之改变。
公卿大臣们十分清楚，武烈侯回京和秦王政的一系列决策，不过代表着这一轮博弈的结果，而这个结果能否最终变为现实，却决定于下一轮的博弈，而下一轮博弈的成败，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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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溥要在新年的正月出嫁。
新年前后，刁斗巷车马如龙，冠盖如云，而蓼园更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咸阳各方势力的领袖人物借此机会，纷纷赶赴蓼园，与武烈侯进行“秘密谈判”。
怀德夫人在隗清的普通下，携带重礼赶到蓼园恭贺。
如果公子扶苏如愿以偿问鼎储君之位，那么怀德夫人就是大秦的王后，也就是说，假如一切顺利的话，这是怀德夫人最后一次以王夫人的身份驾临蓼园。
在蓼园的天香苑，怀德夫人向宝鼎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宝鼎兑现了当日他对华阳太后的诺言。他把公子扶苏推上了储君之位，他守护了熊氏外戚，在东南熊氏最为艰难之刻，他竟然以奇迹般的手段帮助东南熊氏再度崛起。可以这么说，假如没有此次的西南远征，没有东南熊氏在岭南的胜利，也就没有今日公子扶苏的储君之位。
东南熊氏在岭南的崛起和其未来的发展对大秦政局必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而这正是秦王政在立储一事上做出妥协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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